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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一鸣一大早就出了门，整整提前了一个小时到达了福利院。他算计得很好，先去福利院食堂吃早饭，昨天的那种小面包至少要吃掉五个，如果有牛奶就来一杯牛奶，如果没有就去门口便利店买一盒橙汁。
脑子里塞满了小蛋糕的杨一鸣在食堂窗口前看到餐牌上写着“今日早餐：豆浆、绿豆粥、油条、烧饼、鸡蛋”时，那种崩溃的心情真是令见者动容。
“师傅，”杨一鸣腆着脸把脑袋塞进小小的窗口里问，“今天没有面包吗？”
“面包？”大师傅楞了一下，“我们一般不做面包，不过有时候会烤点儿蛋糕。”
“昨天不是还有面包吗？”杨一鸣不甘心地追问。
“昨天的早饭是疙瘩汤和鸡蛋饼。”
“哎？”杨一鸣举着餐盘傻呵呵地瞅着满脸油光闪烁的大师傅。
“你吃不吃？”大师傅举着大汤勺冲杨一鸣晃晃，有点儿疑心这小子是来砸场子的。
“吃。”杨一鸣无可奈何地端着油条做到餐桌前随便吃了两口，福利院的伙食真不怎么样，简直跟教研中心的食堂有一拼，所以杨一鸣很不情愿地在暑假期间体会到一种正在教研中心上班的感觉。随便吃了两口后，瞅着时间还早，杨一鸣就顺着走廊慢慢溜达，看着两侧墙上挂着的画。
杨一鸣最喜欢看画，倒不是他有多高的艺术修养，而是单纯从专业角度来看，绘画，尤其是涂鸦特别能反应一个人的真实内心，所以心理咨询师经常会让病人信手涂画，以此来分析他的心理。
一路溜达着，一路看着，杨一鸣忽然在一幅画前站住了脚。画上一个简笔画的孩子站在画面中间，脚下有两道影子，七扭八歪地交错着延展开来，一直延续到画纸的底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线条凌乱地交错着，看起来是有人画了一个又一个的简笔画，然后层层叠叠地把它们重叠在一起。最奇特的是画面的背景，全是蓝色、白色、黄色、黑色的不规则色块，这些色块交错重叠着，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画画的人用极大地耐心和时间，把整幅画的背景全都涂满了，满满一张b4纸，一点儿空白都没有留下。
这还不是这幅画最特别的地方，最特别的是整张画的笔触，画是用油画棒画的，看得出来作画者画画时用了很大的力气，厚厚的素描纸似乎都要被划穿了。
就这么一张线条凌乱、色彩浓重的画，稍稍离远了看竟然显现出一种奇特的美感，色彩与线条冲击着观众的视线，有一种直击心底的震撼。
杨一鸣退后两步看看，又往左挪了两步看看，再往右挪两步看看，最后凑上前去仔细地在一层层的颜色后面找作者的签名。终于，在纸的右下角，透过凌乱的黄色和黑色线条，他看到一个被压住的名字：徐霖。
杨一鸣有点儿诧异，他以为作者是不会署上姓名的，这个“徐霖”显然超出了他的预设范围。杨一鸣眯着眼睛仔细看了看，又找出了一个时间，这幅画画于八年前。杨一鸣遗憾地咂咂嘴，他倒是挺有兴趣见见这个“徐霖”的。
杨一鸣掏出手机来给这幅画拍了张照片，继续沿着走廊继续溜达，走了半条走廊后他忽然站住了脚。
夏天的阳光透过走廊一侧的窗户泼洒进来，杨一鸣觉得这阳光刺得他眼睛疼，他眯着眼睛想了想，转过身子大踏步地走回去又站在了那幅画前。他凑近那幅画，一寸一寸地找着，在一堆凌乱的线条和浓重的色块间寻找蛛丝马迹，终于在距离“徐霖”这个签名不远处的一块黄□□块后面看到了浅浅的笔画，那是用铅笔写的，八岁。
八岁？杨一鸣轻轻地笑了一下，再看看作画时间，决定去碰碰运气。
一整天的工作忙完，杨一鸣找到院长开门见山地问她记不记得八年前福利院里有个叫“徐霖”的孩子。院长想了一下摇摇头：“我没有印象……我给你查查档案吧。”说完，她打开电脑查了一遍，然后肯定地告诉杨一鸣，院里没有这么一个孩子。
果然！杨一鸣心里有点儿得意，他就是知道这个“徐霖”不是个真名。
“那这幅画是谁画的您有印象吗？”杨一鸣把手机递了过去。
老院长举着手机，仔细地看了半晌终于还是摇摇头。
虽然杨一鸣料到了这个结果，可还是有点儿失望。
“这样吧，我给你问问宣传科的，走廊文化墙的布置一直是他们在负责。”说完，老院长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宣传科来人了，可惜那人看了半晌，又把画拿回科里去问了一圈儿还是未果。他满是歉意地说：“真抱歉，这画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都记不得了。”
“杨老师，您问这个干嘛？”院长好奇地问。
杨一鸣随意地说：“这画挺有意思的，挺符合心理学上的某些现象，所以我想见见本人。不过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找不到也没关系。”
“你说，这是八年前的画？”院长又仔细地看看这画，颇有把握地说，“这肯定能找到，这画我看着也就是□□岁的孩子画的吧？一般福利院的孩子会待到十八岁，这么说起来，这画的作者也就十六七岁，现在应该还在院里，我让老师去给你各班问问，应该是能问出来的。”
杨一鸣想起那画上的写的年龄，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他心里明白，这个孩子十有*是找不到的。
“不过这孩子干嘛用个假名呢？”院长疑惑地说，“是不是想起个艺名啊，当初收这画的时候老师也没留神。”
杨一鸣：“院长，我就是一时好奇，您也别忙了，八年前的画，估计那孩子自己都记不住了。大热天的，也就别折腾老师和孩子了。”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院长忙不迭地点头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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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咨询结束后已经五点多了。杨一鸣把最后一个孩子送出去之后，伸了个懒腰。这间简陋的心理咨询室正好朝西，这会儿太阳透过窗户直直地射在他的□□在外面的胳膊上，竟然有些发疼。空调的温度已经调到24度了，可完全无法让房间凉快下来。
要怎么回家呢？杨一鸣有点儿头疼。
今天他的车正好限行，福利院和自己的家在城市的两头，需要倒三趟公交车，在晚高峰时段，至少要两个小时才能到家。可要是打车回去……那得多少钱啊！杨一鸣根本就不会考虑这种烧钱的出行方法，他决定等天再晚点儿，凉快了也错过了晚高峰再搭公交车回去。于是，杨一鸣慢慢悠悠地晃悠到走廊里，打算把一楼到四楼挂着的画再看一遍，然后把资料室里的那些心理档案再看一遍。
儿童福利院里的孩子心理完全健康的不太多，没事儿多了解一些就当是收集个案了，没准还能写出一篇论文来呢。对于自己这种技术职业，*文就是勋章，多多益善。
就在杨一鸣溜达到一楼大厅时，发现二十几个孩子呜呜喳喳地闹作一团，一个四十来岁挺和气的男人好脾气地说：“别闹别闹，再闹就不带你们去了。”
杨一鸣撇撇嘴，您那威胁说的柔情蜜意的，谁信啊。
果然，那几个小崽子闹得更欢实了。
“这是要去哪儿？”杨一鸣随口问。
“游乐园，”男人笑一笑说，“说好了带他们去参加周末狂欢夜夜场的。”
“这大热天的。”
“孩子嘛。”男人摇摇头，带着几分宠溺看着那些闹得沸反盈天的孩子。
杨一鸣忽然灵光一闪，他看看福利院门口停着的那辆大黄海，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来递过去：“来根烟？”
男人摇摇手，指指墙上，一张醒目的禁烟标志贴在那里。杨一鸣讪讪地把烟收回去，堆起客气的笑容问：“那，您这是开车送他们去？”
“对。”
“那，我能蹭个车不？”杨一鸣笑出一副“咱俩谁跟谁啊都那么熟了”的姿态来。
“行啊。”那人也是个干脆的，“还有空座位，不过我只能把你放在游乐园门口。”
“没问题！”杨一鸣高兴了，游乐园距离杨双明家很近，他溜达着就能过去，还能蹭一顿晚饭，吃完饭要么在姐姐家借住一宿要么央求姐夫开车送他回去，反正都是占便宜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