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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晋鹏满以为能够涉险过关，琢磨怎么样让凤岭乡重拾元气，处理结果悄然而至。 他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乡党委书记职务，调任县委政研室副主任，保留正科级待遇。他懵了，迟迟没有缓过神来，一次又一次反思。看来自己出现错判，上了周秋水这个老狐狸的当！真不是从政的材料啊，自己和周秋水关系那么糟，怎么能相信周秋水的鬼话？何况周自远还提醒了自己。周秋水老奸巨猾，先稳住他，免得你四处活动搬救兵。突然手起刀落，一招致命。如果谢建平和刘贞吉双双出马说情，不看僧面看佛面，怎么也得给点面子吧？对他来说，最痛苦的还不是挨处分这件事，而是和周秋水在同一层楼上班，几乎天天见面。当周秋水迎面走来时，你至少要挤出一丝笑容吧，多么别扭啊！这就是佛教“八苦”里的“怨憎会”吗？！这样的日子要熬多久呢？
谢建平、刘贞吉、李中孚和赵昂先后打来电话，无非说一些安慰话。刘贞吉说，年轻没有失败。是啊，虽然受了挫折，毕竟仍是正科级。自己刚过而立之年，即使耽搁几年又如何？山不转水转，你周秋水总不会一辈子在平安县吧？
事实再次证明，袁晋鹏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他很快适应了这个新岗位，甚至陶醉于由此带来的闲适生活。县委政研室人少事不多，碰到大型会议才协助写些材料。他每日无非读读报看看书，兴之所至，到乡村或企业做一些调研，很是惬意。当然，调回县城后，他接触最多的是柳申。柳申的阅历、思想对他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每一次交谈都让他长见识、受启。
这天上午，袁晋鹏优哉游哉来到办公室，泡一杯绿茶。正要摊开报纸，却见周自远闪进来，一脸神秘状。上午九点多钟，本是周自远最忙碌的时候，袁晋鹏不解地问：“有事？”
周自远折身回去，关上门，压低声音：“邓城出大事了！你没听说？”
袁晋鹏自嘲道：“我现在不问世事，也问不到，只知道天还没有塌下来。”
“还真是天大的事！听说镇长被活埋，警察被打死。”周自远声音不大，却听得出他内心的震撼。
“啊！怎么回事？”袁晋鹏惊得合不拢嘴。邓城和平安县相邻，山水相连，但行政管辖分属两个地区。
周自远说：“具体不清楚，消息封锁得很紧。和邓城接壤的几个乡镇昨天消息满天飞，不过老百姓口口相传，也不知有没有夸大。”
袁晋鹏端起杯子，嘘嘘吹开茶叶，连着喝几口茶水：“柳申的妹夫是邓城市副市长，他肯定知道得更多。”
县城街心花园总是停着一排排脚踏三轮车，老百姓称之为“蹬士”，大概是脚蹬的士之意。袁晋鹏和周自远叫了一辆蹬士，直奔柳申家中。柳申恰好送客人出来，见他们两人，很高兴，一同到客厅坐下。
袁晋鹏说：“柳部长，难得您亲自送人啊。”
柳申笑了笑：“七十年代在农村交的朋友，孙子读书的事要我出面帮忙，我也不知道说话顶不顶用。”
周自远说：“柳部长出马，还能有什么问题。”
柳申摆摆手：“我现在一介布衣，谁知道人家听不听你招呼。 读书问题也不是小问题哦。不是这样说嘛，一等爸爸不说话，二等爸爸打电话，三等爸爸跑上跑下，四等爸爸坐在家里骂。”
袁晋鹏兴奋起来：“怎么说？有点意思。”
“也不是我的原创。一等爸爸是指县领导，他们孩子读书的事，不必开口自然有人打理好。二等爸爸指各局局长、乡镇长、书记，打个电话能解决问题。三等爸爸是能人，到处找关系。四等爸爸最无能，只能坐在家里拍桌子骂孩子不争气。”柳申娓娓道来。
袁晋鹏和周自远相视一笑：“概括得太绝了！”
柳申继续说：“现实总是很残酷，权力在哪里，方便之门就在哪里。不过，谁都有下台的那一天。昨天早上，我去县一中跑步，现王业勤也加入了跑步的队伍。我和王业勤是三十多年的老同事，一起当县革委会秘书起步。后来，我卡了壳，他步步高升，做了县人大主任。这次，他退下来也就闲了。看到以前的同事一个个加入跑步队伍，我想，不管以前做多大的官，退下来都是糟老头一个。人啊，人生过程风光各异，但起点和终点完全一样，从娘肚子里出来，最后归于一抔黄土。”
袁晋鹏叹道：“柳部长说得太有哲理了！有人说，人过五十就该做减法，走在归零的路上。”
周自远说：“我想起了那句话，英雄到老多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
柳申笑道：“我们这些糟老头子没有谁是英雄和宿将，我说的只是个人感悟，让你们年轻人见笑了。”
“柳部长，您每一次都让我们受益匪浅。有个事我没想通，你说周秋水对我怎么下手这么重？”袁晋鹏问。
柳申说：“说重不重，说轻不轻。正科级还在，愿意用你随时可以转任。听说你是通过别人出面才当上书记，那你到任后上门感谢了吗？”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这才是关键，要不周秋水怎么总看他不顺眼。袁晋鹏遗憾地摇摇头：“没有。”
“周书记本来没有考虑你做书记，你硬要去。去了还不领他的人情，不登门感谢——不一定要送钱送礼，他肯定不舒服。这次你又倒霉出这么大的事，他哪里会轻易放过你？”柳申分析说。
袁晋鹏压抑住心中的波澜，淡然地说：“算了，都到这一步了。怪我没有早点向您请教。听说，这次邓城闹出了很大的事，您听说了吗？”。
柳申点点头：“听到一些消息，不知道是不是谣言。说有个农民不满当地政府把各项负担加到农民头上，自费收集整理了中央和省委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复印散，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结果，被镇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几十个人到镇政府闹事，又被镇政府赶跑了。于是，四邻八乡几万农民冲到镇政府，镇长和一名镇干部被活埋，一名警察被当场打死。镇党委书记乘一名老师的摩托车侥幸逃跑。这几天，去了很多武警和警察。听说形势已经稳定下来，领头闹事的人逃跑了。”
“哦，不可思议！怎么有点像二、三十年代的农民暴动。 那几个死去的干部能评烈士吗？”周自远问。
柳申说：“暴动谈不上，不过是一时激愤，没有任何政治纲领。不过，你说评不评烈士，还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袁晋鹏叹道：“现在，农村太萧条了，农村干部太难了！在凤岭时，总有干部问，我们党委、政府的牌子还能挂多久。我说，牌子摘不掉，只是苦一点难一点，城市里还是欣欣向荣。怎么也想不到生这么激烈的暴力事件。”
这时，邱姨用大托盘送上来五、六块黄澄澄的西瓜。正是日渐少见的黄瓤西瓜，子黑瓤甜。“黄瓤瓜越来越少了，你们多吃几块。”柳申拿起西瓜逐一递到袁晋鹏、周自远手中，接着说：“国家整体还稳定。不过，城市里未必欣欣向荣哦。下岗工人多，什么问题都出来。听我女儿说，下岗工人围堵市政府司空见惯，治安也大不如前。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抢劫时有生。你想想，一些大一点的工业城市，一下子几十万人下岗。这些人要吃要喝要穿要住，不好办啊。”
周自远点头赞同：“柳部长看得准。我每次去省城送稿，都担心车上的小偷。在省城，经常看到上访的人堵在省政府门口，多的时候有几百号人，打着我们要吃饭要生存的牌子。”
“是吗？那你们这些人怎么一天到晚写一些歌舞升平的报道？”袁晋鹏有意调侃周自远。
周自远夸张地哈哈大笑：“柳部长，你看看，台上台下就是不一样啊！我们袁书记几个月以前还巴不得我妙笔生花，现在倒怪我涂脂抹粉了。”
柳申微微一笑：“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很时髦，却是真理。林语堂说，我们中国人也很幽默，论据之一就是当官、卸任分别被称为上台、下台。这个台本来指戏台，所以不会演戏的人要当好官不容易。”
袁晋鹏问：“柳部长也喜欢读林语堂？”
柳申叹息一声：“唉！还是你们幸福，这么早读胡适、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这些大家作品。我们年轻时基本上接触不到，无非读一读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
周自远说：“读大学时，文学史说周氏兄弟是现代散文的两大巅峰。我觉得这个结论有失偏颇。”
柳申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见仁见智的事情争起来永远没有结果。这些年我闲来无事，读书看报多了。说来奇怪，年轻时喜欢读散文、小说。后来读传记、报告文学。现在老了，喜欢哲学。包括佛教的轮回转世、邵伟华的周易预测什么的。”
袁晋鹏说：“哲学、玄学是对生命的思考、对未知领域的探讨。懂哲学的人大多心态平和，处世从容。柳部长已经修炼到这个境界了。”
柳申微微一笑，摆手反对；“我哪里有这等境界。事实上，生存环境过于恶劣时，谁也无法从容。余华《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不是从容，是无奈。前几年自杀的周永臣不是无法忍受无辜的伤害，而是无法忍受伤害后的漠视。”
“周永臣？你是说去年《信息日报》上那篇《迟到的判决》中的周永臣？”周自远想了想，问。
柳申点头：“是啊，不过，记得周永臣的人未必很多。你天天和新闻报道打交道，应该有印象。”
周永臣是一位死不瞑目的老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周永臣支援祖国大西北建设，到兰州石油企业工作。不久，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因所谓偷听敌台罪被捕，被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九六七年刑满出狱后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回原籍继续接受监管。周永臣无处安身，顶着反革命的帽子找不到工作，孤身一人住在一间五平方米的窝棚里，以拣破烂为生，一拣就是二十七年。十年浩劫结束后，他一直盼望着能够象其它无辜的受害者一样获得平反。北京画家藏伯良确信舅父周永臣无罪，不断给甘肃省兰州炼油化工总厂写信申诉，但石沉大海。直到一九九五年，藏伯良向甘肃省主要领导出一封求助信，此事才获得解决。一九九六年一月，兰州炼油化工总厂派人给周永臣送来了17年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他无罪的判决书复印件及该厂的善后处理意见。周永臣呜咽道：一九七九年，我还不到四十岁，还可以为国家工作二十年，可现在……。几天后，周永臣怀揣无罪判决书悬梁自尽。藏伯良悲愤地问，为什么再审判决书在长达17年中没有送达？工厂和法院解释说，他们一直不知道周永臣的确切地址，也从未收到藏伯良的信。
袁晋鹏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你们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
柳申说：“这很正常。对周永臣来说，这是他一生的悲剧。但对多数人来说，却无关紧要。周永良九六年自杀，九九年见报，你去年在乡镇工作，哪里会注意这个可怜的老人。”
袁晋鹏默然不语，他第一次听说周永臣的故事，情绪陷入莫名的惆怅中。
柳申接着说：“有一句话说，乱世人命贱如狗。有几个人能够改变一个时代呢？那些年，**、彭德怀、贺龙这些大人物都轰然倒下，况乎一介平民？八五年，地委说我是三种人，不同意我进县委常委。我当时也想不通啊，那时我只是一个学生，听党指挥，参加批斗会，血气方刚打老师一耳光，就变成三种人了？后来，我慢慢想通了，认了！对于一个大时代来说，个人多么渺小啊。无官一身轻，尤其退居二线以后，我冷眼旁观，读书看报，过得比任何时候都充实。我不敢说已经参透生死，但至少不会心浮气躁了。”
不知不觉，时针指向十二点，袁晋鹏、周自远起身告辞，柳申挽留道：“难得请你两个秀才吃饭，正好今天农村朋友送来一只野生大甲鱼，两斤多重，在红烧，一起吃。”
袁晋鹏在凤岭做几年书记，工资没领几个，野生甲鱼倒吃了不少。周自远四处采访，吃甲鱼的机会也不少。他们觉得，和柳申聊天比野生甲鱼的诱惑力大得多，便半推半就留下来。他们难得对谁心悦诚服，在平安县，柳申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柳申的阅历、文字、思想让他们自愧不如。尤为重要的是，当他们迷惑和彷徨时，柳申总能为他们指点迷津。在农村同龄人中，袁晋鹏、周自远运气不错，上大学、进机关、做领导……，顺风顺水。可是，现在的形势让他们有点迷茫。社会将怎样演进呢？
柳申不喝酒，却不由分说给袁晋鹏、周自远撬开几瓶啤酒，他们只好客随主便，爽快地端起酒杯。酒至半酣，周自远的话渐渐多起来：“柳部长，是不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几年前苏联轰然解体，今年台湾国民党被赶下了台。去年我们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今年因农民负担引的人命案翻了几番，真不知道怎么了？！”
柳申抿嘴笑道：“放心，天塌不下来，地陷不下去。当年自然灾害严重，饿死、逼死、整死多少人啊，也没有谁揭竿而起吧。在中国，我们**的执政基础很牢靠，党管军队、党管干部，出不了大乱子。当然，社会转型时期，矛盾难免多一些。国企转制改革、粮食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哪样不是牵一而动全身呢？说实话，我也有很多困惑啊。**时期，大家日子过得苦，但精神生活很丰富，尤其基本上做到官兵一致。现在，一边是主要触及基层百姓利益、大刀阔斧的改革，一边还在蔓生贪腐和特权。问题很多，农民负担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你们两个人都是青年才俊，前途远大，未来的路很长，要善于适应社会的剧烈转型。有人开玩笑说，社会就是这样，主意你自己拿，这就是社会主义。”
袁晋鹏说：“柳部长看得透，说得精彩。其实，我们不去适应又能如何？不过，我想问您一个问题，问错了，您别见怪。”
“小袁，什么问题还要这么吞吞吐吐？尽管问，没事。”柳申哈哈一笑说。
袁晋鹏欲言又止：“柳部长，我觉得以您的才能，不说做省部级领导，至少做个地委书记绰绰有余。如果您在关键时刻肯花钱，是不是就上去了？”
柳申沉吟片刻，说：“那个时候不敢说百分百的风清气正，至少不是用钱能解决所有问题。我的问题是上级组织部门对三种人界定扩大化了，当时我无非一个普通学生，怎么算得上什么三种人。其实，很多事情看开点吧，做多大的官、多大的财未必幸福，甚至不如一个凡夫俗子过得自在。道家讲究道法自然，我主张凡事顺其自然。这不是宿命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什么结果都不要怕，都可以担当。苏东坡说一蓑烟雨任平生，说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永远不会被生活击倒。”
两瓶啤酒下肚，周自远说话放开了：“有时候，一个人的痛苦不是自己的失败，而是别人无端的成功。多少比你品行差、学历低、能力弱的人靠着先天的裙带关系坐直升飞机上去了，多少一无所长的人靠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平步青云，人模狗样地坐在主席台上，这实在让人咽不下这口气啊！”
“柳部长，自远说的这些困惑我也有。说实话，我对这条路有点厌烦了。”袁晋鹏说。
柳申笑道：“哪里这一点点挫折就能把你袁晋鹏打倒？不可能。你年轻，以后机会多得很。读点书的人大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怎么可能轻易放弃？有人说，政治就像女人的生殖器，虽然很脏，但男人都想搞。”
袁晋鹏解释：“不是放弃，我是搞不懂为什么不择手段的人总能得逞？”
柳申一声长叹：“唉！这也是我年轻时的困惑。不择手段更容易达到目的，但我觉得还是要有基本的原则和底线，否则成功未必心安。建议你们读点五代十国的历史。身处乱世，为生存、为富贵，绝大多数人不择手段啊。那个大名鼎鼎的不倒翁冯道真是一个旷世难绝才，历经四朝，服侍过九位君主，位居宰相二十余年，辉煌一时，却为后世的正人君子所不齿。冯道写过一本书，叫《荣枯鉴》，有空可以看一看。”
这是一次让人回味无穷的谈话，不是空谈，是深度的思想交流。当袁晋鹏、周自远恋恋不舍地从柳申家离开时，他们才现，太阳西斜，算起来，他们在柳申家聊了七、八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