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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知耻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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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知耻负重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老子一定要灭了你们!——陈公勇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同一时间,国党的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

    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老蒋就曾将分别驻扎在京沪和京杭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赴沪协同十九路军作战。可是,彭de怀指挥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第四军等十万大军围攻赣州城,后院失火,使得老蒋本来计划用来和日本人打的军队不得不急调赣州。

    1933年春,长城抗日战争爆发时,红一方面军发起金资战役,攻占黄狮渡,歼**第五师大部。

    俞济时一边喝着茶水,一边想起了这一桩桩,一件件被拖后腿,影响了对日作战的往事。

    所以,校长的攘外必先安内是极度正确的,你在前方浴血奋战,拼死打活,而后方的院子里总是起火,这仗还怎么打?只有家里稳定了,才好出去打外敌啊。俞济时心道。

    说句心里话,对打gongchan党,从薛岳到俞济时都是举双手赞成的,可这还不是打的时候呀,现在国共合作,抵御外侮是天大的事,老百姓们、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才不管gongchan党危不危害你的政权,只要你打了gongchan党,那你就是消极抗日、积极**。一天到晚鼓噪不停。

    而在gongchan党方面。则抓住这一事件。在新闻宣传上以哀兵的姿态取守势,争取全国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而在实际操作中取攻势,由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xx亲自出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政治部部长陈诚、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提出严惩凶手、赔偿损失的强烈要求。

    众怒难犯,民心难违,第九战区只得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一起组成调查组,直奔木子店。勘察处理这一问题,《新长沙报》等数家报馆也派出十来名记者随队采访。

    调查组副组长,便是李天霞。在此之前,他已经拿出一份初步的调查报告,认定153旅在万家岭战役胜利后滋生了骄傲情绪,旅长张灵甫妄自尊大,治军不严,纵容部属挟兵自重,致使破坏精诚团结、破坏全民抗战的事情时有发生,一营营长陈公勇为泻私愤而公报私仇。终于酿成幕阜山血案,当地民众对**的态度从欢迎转变到厌恶和躲避。使得七十四军在木子店的留守处、野战医院都买不到青菜。

    根据这份报告,调查组首先传唤始作俑者——陈公勇。

    陈公勇根本没想到事情会闹得满城风雨。

    他向调查组如实陈述了自己袭击抗日救**的详细经过,并一再强调这支抗日救**游而不击,成天扰乱地方治安、祸害黎民百姓。听了他的陈述之后,gongchan党的代表正气凛然地指出:“本党领导的各路抗日武装一向以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重,从不滋扰地方,你所谓的那些‘祸害’之事,想必是土匪所为,与本党无关。”

    陈公勇心想,白的说不黑,黑的说不白,有人证就不怕他们狡辩,于是便要求调查组去找一个团丁对质,这名团丁亲眼看见了周志坚开枪打死他舅舅。

    调查组当即同意他的要求,派出两名宪兵去传唤证人。”

    结果,却大出意料之外,宪兵回来报告说:那名团丁在昨夜的巡查中不知去向,谁都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的老婆正哭哭啼啼地找民团要人。

    一阵寒气从脊椎骨直冲陈公勇的大脑,他只觉得浑身凉透了。而gongchan党代表却冲着他冷笑道:“你的证人呢?这该不会是你的杀人灭口吧?”

    一听对方如此混淆是非,陈公勇气炸了,站起来猛吼一声:“你个狼心狗肺的杂种,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老子一定要灭了你们!”

    “放肆!坐下来!”李天霞把桌子一拍:“看你这个狂傲劲,就跟张灵甫一个样!”

    “我抗议!”gongchan党代表不依不饶地向在座的几位**官员提出强烈抗议。“贵党这位同志到现在还要打内战!是可忍?孰不可忍!”参加旁听的记者们也议论纷纷,都认为国民党方面态度不老实。调查继续进行。

    袭击事件究竟是陈公勇的个人行为还是七十四军的指令,成为判断这起事件性质恶劣严重与否的主要依据。根据查对电话、电报记录,均无有力证据证明七十四军团以上主官参与策划此事,相反,根据修水、平江驻军提供的证明材料,陈公勇部便衣侦探所发出的电文全是发往木子店的,没有一份发给长沙。高敬、陈胜利也被相继请到了调查组,但他们两人一口咬定自己是伤员,别的什么都不清楚,唯一清楚的就是亲眼见到了那名团丁,那名团丁的确说过周志坚是枪杀陈营长舅舅的凶手。为进一步听取民意,调查组又开了一场座谈会,就**该不该围剿救**一事,请当地民众和绅士畅所欲言。座谈会还没有开始,会场外已是哭声一片,那些阵亡在老鸦岭上的救**队员的亲属们,拖儿带女跪在地上,哭喊着请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严惩凶手。会上,绅士说国民党好,民众说gongchan党好,双方激烈地争执起来,气氛一度紧张,最后不欢而散。

    经过一段时间乱烘烘的调查,国共双方总算拿出一个最后的结论,即幕阜山事件(没有用“血案”的说法)系陈公勇个人行为,应撤消他的一切职务和军衔;对高敬、陈胜利等协同肇事者,也应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制裁;鉴于153旅治军不严,应给予旅长张灵甫严重警告处分;对在此事件中死难和受伤的救**员,应按**士兵的抚恤标准发放抚恤金,被收缴的枪支应如数奉还;今后,gongchan党武装不得在国统区活动,如有必要过境,应向当地驻军通报,以免发生误会。

    几天以后,陈公勇驾着牛车,带上吴妈妈和灿灿离开了木子店,高敬、陈胜利也伤愈归队,一起坐在牛车上回长沙。

    走的那天,天上飘着雨,很冷。吴妈妈知道成成出事了,一上牛车,眼泪就禁不住掉下来。大家披着油布,也都默默无言。只有小灿灿藏不住天真活泼的尾巴,躲在油布下一会儿向每个人做个鬼脸,一会儿握起小拳头,奶声奶气地唱起七十四军军歌:“我们知耻,我们负重,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杀杀杀!”

    牛车就这样在小灿灿的调皮中、在漫天的风雨中,“吱呀吱呀”地走在泥泞的山路上。

    过了平江,就算彻底走出了幕阜山。

    陈公勇满怀惆怅地从油布里探出头来,向家乡的大山投以最后的深情一望,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够再回来为父母上一柱香,雨点落在他的脸上如泪珠一样晶莹透亮。(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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