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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四章 笔墨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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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东方长相辛苦,一副战神剧里面汉奸的标准长相,贼眉鼠眼,面相不善。

    他常在网上以北大教授身份大放厥词,且脏话连篇,三观扭曲,有男“凤姐”的风格,不少北大学生站出来要求学校开除黄东方。

    北大教授,在常人眼中是社会精英,黄东方却是典型的民粹头子,动不动就骂人汉奸走狗,使不少需补脑的“愤青”成为其拥趸。

    互联网滋生“食”文化怪胎,犹如这个时代下水道的老鼠,传播着疫病。

    我对他毫不感兴趣。写书批判他,意在捍卫我以为正常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算是对贺飞出版我的处女作的回报。

    期间,我查阅了黄东方的著作和与之相关的信息,现了其文本的多义性和复杂性,他讴歌“******”,怀念那些鲜血横流的时代,爱好阶级话语,其实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

    这样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在当下不再少数,特别是经历过****的五六十岁的群体。

    于是,我开始写书与他论道。

    这本书出版后,没有想到会火。

    大多数人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另一少部分人则天天来我的博客上来辱骂,词汇不堪入目,对于这类人,我的态度是不闻不问。

    第一高兴的自然是贺飞,书有炒作点,能卖钱,何乐而不为?

    但没过几天,收到的法院传票领取通知让他也懵了。

    我和出版社被黄东方起诉,黄东方认为我的书在内容及形式上严重侵犯了他的名誉权,严重侵犯了自己人格,损毁了自己名誉,故要求判令我和出版社立即停止该书的出版行,并赔偿精神损失5o万元。

    我和贺飞去法院领了传票,出来后,他安慰我说:“哎呀,我早就料到这个黄东方有这一手,是好事,这样我们的书又有炒作点了。判决没下来我们的书还可以继续大卖。”

    黄东方起诉我和出版社的新闻被媒体报道后,不少律师愿意出面做我的代理人。

    那天接到一个陌生人电话,他说他是律师,想帮我代理这个案子。

    这个律师叫赵永,金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一直关注着这起事件,从出版社那里获得了我的联系方式,打电话告诉我:“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能容纳正常的文艺批评,对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和公众人物的批判都应该纳入这个范畴。书中的内容应该结合上下文的语境来理解,有些词并不是针对黄东方个人,而是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至于原告方指出的该书对他造成的不良影响,我表示不认同。我愿意义务做你的代理人,因为我在你的文字里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我对他表示感谢,约定第二天到他的单位面谈。

    金诚律师事务所是亚洲第三大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点位于国贸最豪华的写字楼里。

    楼里大都是外资企业,来来往往的人打扮时尚,气质不俗。

    律师事务所的装修考究,中国风和现代主义的结合,显得低调却极富质感。

    行政秘书接待了我,她有礼貌地给我端上茶水后,让我等等,赵律师马上到。

    赵永律师和我想象的差别不大,4o多岁,留着平头,身材不高却相当结实,像一小钢炮,走路稳,两眼囧囧有神,有想法也干练的样子。

    彼此问候后他单刀直入:“书我看过了,犀利深刻,对黄东方和他代表的思想批判很到位很彻底!我们一起努力吧。”

    “谢谢赵老师,其实我知道,像你们这样的大律师事务所,5oo万以下的案子都不会过问,根本就不会接我这种小案子,您能俯身受理这个案子,我感到恨荣幸,非常感谢您。”

    “别这样说,案子的大小不能用金钱的额度来衡量,我们做律师的,只有把公平正义放在第一位,才合格。公平正义可没有大小之分,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他激荡起的涟漪有可能波及很多人甚至全人类,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次对公平正义的拯救。”

    “其实,也没有料到黄东方会这么快起诉。”

    他微微一笑说:“人生第一次应诉难免会紧张,你大可不必,该干嘛干嘛,继续去签售,这个事情不要放在心上。黄东方宣扬的那些腐朽思想早已经被现代主流社会抛弃,而且他在网上对人的辱骂已经酵成了公共事件,你的言其实对公共事务的批判,在当下浮躁的社会很有意义。”

    “我只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或许我的观点并不正确,但在我现有的经验和知识储备上,我不后悔出声音。自由地声,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弱者呐喊,这是我写作的全部目的。”

    “你年纪轻轻便有这样的思想和深度,这就是我佩服你的地方。坚持做你自己吧。没问题,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后,6续接到了庄教授、《新言论》的主编冯玉强和学者于剑荣等都打电话慰问,他们关注着这个事件,并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作为晚辈,为他们的诚意感动。

    还有一些熟识的和素未谋面的人关心这个事件。

    在北京这么多年,常常错觉人流是冷漠的,车流是冷漠的,其实,温暖依旧在涌动。

    心瞎比眼瞎更加可怕,多数时候,冷漠的只是自己的心。

    袁正、陈菲、徐璐甚至白宗泽都打电话来问我是否需要援助。

    袁正这厮在电话里瞎嚷嚷:“小宇宙哥哥,你这次是真爆了,你这样一闹,你们文化圈又得引多少笔墨撕逼大战,哎,你们文化人,真******没劲儿。”

    F4的其他人、梅哥和唐婷婷更不在话下了。

    梅哥这女强人最生猛,她说:“小宇哥,要不这么着,我晚上潜伏到黄东方家里,把这脑残玩意儿给办了算了,免得你折腾。”

    我问:“你想怎么办他?”

    “吊打、抽筋、下油锅,随便你选。”

    耿浩又来一句“脑残”,结束了话题。

    某杂志社的记者采访我,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明知此人“惹不得”,还要虎嘴拔牙。

    “一些知识分子的变化让我这样一个后来者很迷惑,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把‘汉奸’挂在嘴边,这些阶级意识早已过期。另外,还有很多在上个世纪9o年代活跃过的知识分子,有的从政,有的经商,不再出自己的声音。知识分子的变化其实有着典型的时代特色,黄东方不过表现得更为激烈,更引人注目。这就是知识分子从‘年轻’到‘衰老’的过程吧,我认为有必要执笔写一写后来人的看法。”

    记者又问我:“我听到某人透露的内部消息称,黄东方以前跟你父亲是朋友,后来有过节,反目成仇,你写这本书是想为父‘报仇’?”

    “什么?谁说的?”

    那记者轻轻地扇了一下自己的嘴,说:“呸呸,哎呀,不好意思,道听途说的,你不要放心上,我们跳过这个问题。”

    我奇怪为什么这位记者提到我父亲,上次冯玉强也说认识我的父亲,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父亲对我隐瞒了他的一段生活?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其中隐情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