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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看各种电影，毛的，不毛的，哲学的，枪战的，惊悚的，文艺的。
我们惊奇地现门卫老头儿也是一骨灰级影迷，他除了看那些烧脑哲学书，还喜欢抱着儿子送给他的笔记本看电影，比如《一个国家的诞生》《乱世佳人》《教父》《闪灵》《闻香识女》《全金属外壳》《辛德勒的名单》。一边看一边骂中国电影狗屎，我和袁正每次路过都跟他击掌庆祝。
同时，开始接手《潮》的工作。《潮》为双月刊，每个月的5号和2o号出刊，是中国唯一一家由学校的学生主办的走市场的文化期刊，尚存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
刚进杂志社开迎新会时，方笑对我们说，现在纸媒别人拿去当厕纸擦屁股都嫌硬，《潮》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不同，保持着那份锐气，希望你们将这份锐气延续下去。
我当时想，没料到这小妞长得俊，思想还这么犀利。
我被收到其中的“锐评”栏目做编辑和主笔，这个栏目是《潮》的核心，主要针对当下大学生感兴趣的文化热点，表犀利、简洁、独到的评说，提倡真话与良知。
鲁迅先生在《三闲集》中说：“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已的真心的话表出来。”“锐评”要的就是这样的真话，尽管有时真话难听，但必须要有人去重复什么是真理，直到人们加强了认识，这在任何时代都不多于。
鼻毛哥朱真负责的“党员先锋模范”版面管不到我这块，所以施展拳脚并不需要看他的脸色。但是每次见到他都想拿把剪刀把他鼻毛剪掉，跟别的同仁交流之后现大家都有这样的欲求。
他那栏目其实杂志社开过n次会讨论要剪掉，因为夹在杂志社里极度协调，像1分肥胖丑女人夹在一群9.5分美女中。申请交上去了但上面不同意，说必须要有这块，保持杂志的先锋模范作用。
方笑直接负责我的工作，跟她交流顺畅，很多点面都会想到一起，配合默契。
我们经常坐在楼顶的天台上喝着咖啡吹牛逼吹到深夜，电影、文学、艺术，什么都聊。有时流星划过，她会像偶像剧里面的女主角那样拉着我许愿，成熟靓丽的外表下尚有一颗孩子的心，文艺女青年的那股灵动劲儿我喜欢。
她许愿的时候，我偷偷瞄她，长睫毛和细腻的脸蛋，恍惚间，有种斗转星移的错觉——身边的女孩分明是付文心。
我问方笑当年在文科大学一手创办《潮》的“四大金刚”你知道是谁吗？
方笑说自己也不知道，但杂志社和文化界现在还流传着他们的传说，如今我们只知道这四个人的笔名，1989年之后杂志社全部换血，来的都是新人，没有人知道这“四大金刚”的真名，可惜啊，他们写的文章，真的是秀色可餐，一针见血，从来不“春秋笔法”，读起来拍案叫绝。
我们都感慨“四大金刚”的辉煌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想揭开这个谜：“四大金刚”究竟是谁？现在是否还在文科大学，还是在那次震荡后解甲归田，隐居起来了？
袁正曾告诉我，他老爸有个朋友也是文科大学的，据他那叔叔说，当时创办《潮》的四个人中，有一个学生的老爸是出版署的领导，一手促成了这事。至于其他三人，有两个在文科大学隐姓埋名，还有一个早已不知去向。
我说，干什么事儿都得拼爹啊。袁正说，那是，这个世界如此平常又如此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只怪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
杂志社全部换血那年，那老爸是出版署领导的学生，他老爸被调到地方当官去了，此后他也跟着老爸走了，杳无音讯。这样，杂志社“四大金刚”或“四君子”解散，下课，就成了传说。
当时这几个人在文化界呼风唤雨，他们的文章和书，青年学子争相阅读和购买，一时洛阳纸贵，居然流传手抄本。
那个时代，诗人在公园大声吟诵，学者在纸上笔走丹青，我们仨常在宿舍窝在被窝一边怀念那些人，一边愤世嫉俗地借古讽今。心走两路，毫不影响。都说中文系男生腹黑，这在我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聊女人时我们的话题非常高雅、深刻，全是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类未来的宏大叙事。
有时想法不同，各抒己见，相互批判挖苦讽刺，口沫横飞，热血滚滚，完全吃地沟油的命操某南海的心。
我们共同现艺术上有些建树的人，往往生性**，体弱多病，所谓文弱书生是也。身心的病态使他们比常人更容易觉察事物的奥秘；泄不完的**为他们搞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袁正乐翻了天，说自己以后肯定是一大文豪，因为他号称文科大学第一淫贼，他让我们先帮他想想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台词。
我对他翻了一下白眼说，我都安排好了，我拿诺贝尔文学奖，杨和尚拿诺贝尔**，你拿诺贝尔装逼奖，怎么样？
袁正不满意，说自己再怂也得拿个一柱擎天万年不倒百花奖吧。
事实也是如此，自古文人少有不**的。这一档的代表作家如海明威。他以硬汉作家自居，为性开放的美国妇女提供了寓意深刻的暗示。本土女人搞腻后又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名义到处参加正义之战，尝尽国外的野味。
搞完后不忘给**寻一个冠冕堂皇的合法性：“男人没得过性病就不算男人。”被搞得遍体凌伤后终于用心爱的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文人和艺术家之淫，不管跟多少人上过床，最后都将因孤独而亡。
体弱多病这一档的代表作家如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自幼富有幻想，1o岁时得了哮喘病，一生都在于病魔抗争。
中国的如史铁生，文章里不出现病痛我估计史铁生都不愿意写。不管得多少病，在他们那里都是人生的训练。这类病出来的文章我不愿意读，读得憋屈，读完感觉作者那一身病都落自己身上了。
我亲睐这样一档饱受病痛摧残的艺术家，他们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自己承受病痛，把艺术之光献给受众。比如贝多芬。
袁正管他叫贝爷，经常在寝室里用吉弹奏贝爷的名曲，敬他为神。还有《秋日私语》的演奏者理查德·克莱德曼。
是的，我想到了理查德·克莱德曼，一时脑子空了，不知道袁正和杨尘君在聊什么。
克莱德曼出生在法国巴黎的小镇上，脑袋跟别人不一样，身在小镇，心早已飞到了五彩斑斓的大世界。
他总想做点与众不同的事情，于是和几个朋友组建了一支摇滚组合，过于理想主义的他们日子过得异常艰辛，挣得的微薄收入都用于购买器材了。
为了生存，克莱德曼找了一份做音乐伴奏或在会议期间演奏的工作。经常只用三明治来填饱肚子，结果17岁时就因胃溃疡开刀。
对于克莱德曼来说这更像是刻骨铭心的磨练，没有这些磨练，也许便演奏不出神曲《秋日私语》。
克莱德曼之所以对我如此重要，是因为高中那个微凉的秋天，我听到了最美丽的《秋日私语》，曾经以为今后再也听不到，只能在记忆中搜寻它的节奏，然后关上脑门细细回味，然而，那温暖的节奏又出现了。噢，我的克莱德曼。
开学以来最大最官方的活动是每年一度的迎新晚会，要混名气的新生会想法设法在这里施展才华。
晚会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几千人的座位座无虚席。各种歌舞表演乐器独奏引来阵阵掌声。
一哥们儿二胡独奏《赛马》，穿着中山装，头梳得油光水滑，一演奏起来整个人跟吃了几十公斤摇头丸一样，投入得不行，油光水滑的头瞬间被晃成爆炸头。
我担心他的头被摇下来了。
我对袁正说：“这哥们儿厉害还是你弹吉他厉害。”
“他这乱搞一气，不就是小时候被关在黑屋里练出来的吗，算个屁。”袁正不削。
我说：“有技巧没感情，工匠痕迹太明显，勉强及格。”
袁正主要是来看美女的，以便锁定下个目标。
这摇摆哥摇到最后，袁正被他摇进了梦乡。他下台时袁正终于醒过来说：“操，终于摇完了，解放了。”
主持人接着说：“有请外文学院的付文心为我们演奏钢琴曲《秋日私语》。”
顿时，我惊心动魄却面无表情，世界消音了，脑子一片空白，然后画面回到了从前从前。
那个秋日微凉的午后，淡淡的云朵漂在空中，温润的空气酝酿着青草的气息。
我第一次去付文心的家，拘谨地坐在她宽畅而富丽堂皇的家里的沙上，她细腻而灵巧的双手在钢琴键上温柔地游走，犹如两只云端漫舞的精灵。
我陶醉在了《秋日私语》的旋律中，心灵随着乐调的起伏飞到了桥边镇，越过了炊烟渺渺升起的衣河，越过了麦香扑鼻的原野，越过了蛙声阵阵的稻田，飞到了树林的上方，在那里荡漾。我的灵魂滞留在芬芳的空气中，我愿永远迷失在那里，享受周围的一切。
我在那里飘荡，听得懂鸟语虫鸣，能跟周围所有物种沟通，倾听它们的喜怒哀乐。之后，我慵懒得在树尖沉睡，不再醒来。
另外一个叫付文心的女孩，另一曲《秋日私语》，难道这个世界如此巧合？我的天使的名字，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名字。